但是，孝同时又是目的性的道德情感，是仁的根苗。
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心灵哲学 。对于这些要素，中国哲学十分重视，并且很注意相互之间的各种关系。
神明就是神妙的变化与明通四达之活动。玄学家提倡以无为心（王弼语），则意味着自然本体与主体的真正合一，其以无为体、以有为用的思想，则进一步确立了体无之心即本体心的主宰作用。因此，反身内求、反而思之，就成为中国心灵哲学的根本特点之一。但这决不像康德所说，是纯粹理性的，更不是神学的心灵学（康德语）或超绝的心灵学（牟宗三语），它是心理学–形上学的心灵学。中国哲学认为，心不是实体，既不是一团血（王阳明语），也不是精神实体或观念实体，更没有不化的灵魂。
实践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范畴，这就意味着，随着历史的变化，善恶是可以转化的。今日要弘扬传统哲学，除了同情和敬意之外，还要有理性的批判精神，实行真正的心灵转向，使心灵变成一个开放系统。它需要客观的行为法则，需要游戏规则，一句话，需要客观理性精神及其架构理论（比如西方的契约论），包括法治、民主建设，等等。
生命体验正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虽是主观的，却是实在的、真实的，人生的真理就是如此。一心之中，万理具足[15]，我之良知完满自足，原无欠缺[16]，德性之知，不假见闻[17]。中国文化之所以重视情感，是因为它自觉地意识到，情感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的内在需要，人而无情，不可以为人。这种德性至上主义，严重限制了智性的发展（但这同智力不是一回事），也限制了感性的冲动与激情，既没有走上科学技术发展之路，也没有完成个性解放的任务，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了向人欲方面的滑行而与道德脱节。
在这一方面，特别要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发展人的内在潜力，确立人的地位与人格尊严。它有利于克服理性至上主义所造成的异化，也有利于克服非理性主义所造成的无序，对于说明整体的人、具体的人、完整的人是有积极意义的。
近代以来，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与文化，同西方的新实在论等比较，被认为不是讲中国哲学。四 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与困惑，在于将内圣与外王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企图用内圣解决外王的问题。既是选择，就有某种自由。作为审美主体，人将自己同自然界融为一体，体会和谐统一的情感愉悦。
但是，在德性方面是否也要完善自己呢？从现代社会以及正在实行现代化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看，这方面并不是没有问题。中国文化是由不同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但是首先必须区分原型的中国文化与变型的中国文化。这一点对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等显然不会产生直接效应，但它最终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其作用是无法估计的。可惜的倒是，它并没有把内圣与外王彻底分离，重新解决外王的问题，而是以强化内圣的方式解决外王的问题。
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文化复归，都是如此。大自然既然创造了人，是否就意味着只能发展智性而不能发展德性，或者说现在已进入智性时代而德性时代已经过去？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必须作出回答。
按照这样的理解，人虽是社会的人、政治的人，但不是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人，而是作为社会政治工具的人。为此，我们需要同传统文化进行对话，同古人进行心灵的沟通，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无愧于古人的现代人。
所谓重建，就是消解之后重新进行整合，特别是要将德性与智性、内在性与外在性、终极价值与工具理性、世俗化结合起来，开创新的人生。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能力，克服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而且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溯本求源、掘井及泉，以领悟传统文化的深层底蕴及其现代性问题。但是，它的内在价值却是不能否定的。有人说，中国的文官制度不是很好吗？这可能有它的历史作用，对现代社会也有某种启示，但它基本上是建立在礼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受到专制制度的严重限制，容易产生腐败和虚伪，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中国的道德意志固然是理性的，但又是在现实的感情活动中实现的，也是在感性活动中存在的。由于他们对理性已经有一个传统的先入之见，因此很多人声明自己是非理性主义者。
现代人不必也不可能成为古代圣人，但是，现代人却应当实现自己的内在潜力，应当有目的追求，从而树立自己的人格尊严，包括道德尊严。[2]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64页。
他不仅是社会伦理中人，而且是宇宙生命中人，自有其独立地位，他的内在潜力的实现，就是真、善、美合一的心灵境界。据我所知，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并没有提出什么三纲，这是后来的事情，而且是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当然有其历史背景。
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理性的权威大显身手，接着而来的是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飞速发展，甚至主宰了一切，结果是出现了人的异化。在现代竞争激烈的时代，尤其需要关心人的情感，满足和发展人的情感需要，以避免人的各种形式的异化。
在某种意义上，情感属于感性层次，性情范畴的提出和广泛使用最能说明这一点。因此，西方普遍出现了对理性的批判，这就是所谓后现代文化。王阳明说，良知是你自家的准则[8]，良知就是圣人，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圣人。古人所谓陶冶性情，是有理性原则的。
人有天赋的内在本性，成为心灵的本体存在，实际上是指天赋的内在潜力，能够实现自己的人格。[19]《象山全集·语录》。
而且是空间上的跨越，即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信息传播与相互交流。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思维定势的转变毕竟是困难的。
但这次复归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针对理性本身的，即反对理性的权威，重新发现人的存在。就人的根本存在而定，其核心则是内在方面。
因为如前所说，外王的问题不是靠内圣所能解决的。在东亚经济腾飞、社会发展的今天，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由受中国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儒教作为文化驱动力的积极作用受到了肯定的评价，而作为源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同类价值却往往遭到怀疑以道的境界观照万物，万物各适其性，各顺其情，互相平等，无贵贱之分。自由是一个目的性概念，庄子的自由境界是一个目的性追求，它以心灵的意志为动力，以直觉体验为方法，以自由快乐为目的。
但是这种命并不影响心灵境界的提升，而是相反，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安命。庄子每每否定喜怒哀乐之心，这一点最为费解，以致许多研究者认为，庄子是无情而主智或无情而主理论者。
[35] 这里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即以乐全为得志。[32]无可以是一种境界，无无则是更高的境界。
但是就人籁而言，则是有意志有目的活动，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47]。自然是一个非目的性概念。